重讀“黑石號”(上):沉船何來,亮點何在

日期:2020-10-22 16:48:51 來源:澎湃新聞

市場 >重讀“黑石號”(上):沉船何來,亮點何在

上海博物館與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聯合舉辦的“寶歷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本文作者長期關注此沉船打撈物品的相關情況,在“黑石號”文物來上海博物館展覽之際,分別從“黑石號”的發現及相關情況、“黑石號”出水陶瓷器的亮點、“黑石號”瓷器與長沙窯產品貿易、綠釉與白釉綠彩器相關研究、“黑石號”陶瓷器與揚州港方面對該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相關問題作深入議論和探討。由于篇幅較長,文本將分為上、下兩篇,此為上篇。

唐代,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國力強盛,經濟文化發達。隨著通商貿易的廣泛開展,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一條重要的中西國際貿易通道,而中國陶瓷器也逐漸走出國門,成為銷往亞洲乃至非洲地區的重要商品。二十多年前在印度尼西亞發現的“黑石號”沉船,出水了大量唐代陶瓷器和其他中國物品,引起了國內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視。現在,各方面的研究正在向縱深發展。筆者長期關注此沉船打撈物品的相關情況,借“黑石號”文物來上海博物館展覽之際,在此對該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相關問題作一些議論和探討。

“黑石號”的發現及相關情況

1998 年,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南勿里洞島以北 4 海里處 , 一名在海底采集海參的爪哇漁民不經意間踩到了一些埋在泥沙中的陶瓷罐、碗等物品,其中一個器身長滿海藻和珊瑚的陶罐被撈出水面。消息傳出,一艘震動世界的海底沉船就此被發現。經過當年 9-10 月和次年 4 月以后的打撈,情況變得越來越清晰。經考察,距離沉船 150 米處有一塊黑礁石, 相關專家認定,這一礁石導致了公元 8-9 世紀一艘滿載中國物品的航船在此沉沒,于是, 沉船被命名為“黑石號”,又稱“勿里洞號” (Belitung)。沉船打撈物品達 60,000 多件, 主要是來自中國的陶瓷器,也有金、銀、銅、鐵、 鉛、石、漆、木、骨、玻璃及香料等質地的物品。

沉船被發現、大量物品被打撈后,人們最需要了解并解決的有三方面的問題:1. 沉船相關年代;2. 沉船所屬國家或地區;3. 沉船起始地。

為深入了解沉船的相對年代,專家曾采用放射性碳 14 對沉船上出水的龍腦香、八角茴香和船體木料等物品進行了年代檢測,但所測年代均未能取得滿意的結果。

出水的 9 枚“乾元通寶”銅錢曾被認為可能是有效的實物證據,而鑄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揚州揚子江心百煉造成”文字的 “揚州江心鏡”更是“黑石號”沉沒年代最明確的證據。不過,“乾元通寶”銅錢和“揚州江心鏡”并未能成為“黑石號”沉沒時間的依據,出水多達 50,000 余件的唐代長沙窯瓷器中,有一件不起眼的青釉褐綠彩瓷碗,內壁有綠彩及褐斑裝飾,外壁釉下暗刻“寶歷二年七月十六日”九字。(圖 1)此碗于當年中元節次日制成,雖制作粗糙,但最終成為沉船上最有明確斷代依據的實物,也是“黑石號”沉船最具學術研究價值的器物之一。通過此碗的紀年文字可以推斷,沉船時間是寶歷二年(826 年)或更晚些時候。這一件器物的出現,使不少研究者認識到,9 世紀 20 年代末,是“黑石號”最可能的沉沒時間。也有國外學者甚至直接把它稱為“826 年的勿里洞唐代沉船”。

1

長沙窯青釉褐綠彩“寶歷二年”銘花草紋碗。“黑石號”沉船出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2

長沙窯青釉褐綠彩“寶歷二年”銘花草紋碗。“黑石號”沉船出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從商品角度看,瓷器出窯以后,一般都會很快銷售出去,沒有一個窯主愿意把燒成的產品積壓下來。這里,有一點值得推想,既然“寶歷二年”是器物制作的確切時間,那“黑石號”沉船是否當年就沉沒于印尼海域?初看起來,這種可能性似乎不太大,因為從制作、銷售到運輸角度看,不足半年的時間內很難做到。而且,航船需要了解海洋季候風的季節,“阿拉伯商人西行歸國,就得利用東北季候風在 10-12 月之間前往馬六甲海峽,然后在 1 月份穿越孟加拉國灣,在 2-3 月抵達阿拉伯半島南部......”這說明“黑石號”可能沉沒于冬季。 如果 7 月中瓷器燒成,幾個月后,“黑石號”即在馬六甲海峽出現,這似乎是有點不可思議。 不過,按照唐德宗年間任宰相的賈耽“ 廣州入海夷道” 所記載的廣州到達“佛逝國”(今印尼蘇門答臘東南)的時日,參考 9-10 世紀阿拉伯人的記載,在正常情況下,從廣州到印度尼西亞附近海域的航海時間最長也就是二十多天,如果在中國國內的東海和南海沿海航行,也不會花費太長的時間。因此,從理論上說,離開中國的“黑石號”在寶歷二年冬季到達蘇門答臘并非絕對不可能。但也不排除是在次年或數年以后。比照以前的沉船發現情況, 這不是第一個例子,相關事例較多,重要的如 1976 年打撈出大量元代中期中國瓷器的韓國新安海底沉船中,有“至治三年”紀年的木質銘牌 ,經過許多年的觀察和研究,現已被大多數研究者認同,元至治三年(1323 年)是沉船的相對正確年代。1987 年,載有大量瓷器與其他文物的“南海一號”沉船在廣東被發現,其中發掘的一件青白釉罐底,有墨書“癸卯” 等文字,經考古工作者結合其他文物綜合研究后認為,此“癸卯”應為 1183 年(南宋淳熙十年), “南海一號”被認為是淳熙年間的沉船。因此,不管如何,寶歷二年更是一個具有明確斷代意義的標志性時間。從諸多出水瓷器具有阿拉伯元素的情況看,這是一種定向制作的瓷器,主要是為了迎合中東伊斯蘭地區用戶審美而燒造。事實上,在大量出水的長沙窯瓷器中,有不少書阿拉伯文和當地風物紋樣的器物,以此類推,船上的大批量長沙窯瓷器就是為外銷而燒造。與此碗同一窯口、制作相似的器物在沉船出水瓷器中有數萬件,說明大量器物就是定向為伊斯蘭地區燒制。同時可以推測,很多“黑石號”中打撈出水的瓷器可能制作于寶歷二年或更早些時候, 包括陶瓷器以外的物品。

“黑石號”沉船打撈以后,人們對該船屬于哪一國家所有十分關注。根據實際情況,需要從船體、船型、材質及工藝結構、縫合技術等角度進行全面考慮,這是一艘什么樣的海船? 是印度婆羅門船 , 還是波斯船甚至大食船只?這個問題人們爭論了許多年,因為在古代帆船的形制和制作工藝方面,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做法幾乎相同。因此,“黑石號”一度被稱為“阿拉伯或印度沉船”。后來,通過對船體木料的科學測試和分析,結合相關歷史事實和地區生活習慣等綜合因素,水下考古學家基本否定了印度建造的觀點,而傾向于為今阿曼、也門或伊朗等地所造。此后,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此沉船屬于“阿拉伯船”。 當然,有的研究更具體而深入,“9 世紀伊斯蘭文獻強調指出縫合船是希拉夫擅長建造的構造特殊的船舶,9-10 世紀希拉夫和蘇哈拉是縫合船的制造中心”“此船有可能為希拉夫船工所建造”。

那么,滿載中國貨物的“黑石號”要去哪里?這個問題實際上隨著沉船本體及相關物品的研究有了大致明確方向后,它的目的地基本上解決了,中東地區某國是“黑石號”的最終目的地。但究竟是哪一國家?從對 9 世紀中東地區的考古發現和保存的遺物尤其是中國陶瓷器和西亞陶器相關的產品和情況看,應不外乎是波斯、大食這樣的國家。有專家認為是伊朗希拉夫港。還有的認為是從“希拉夫(Siraf)和巴士拉(Basra)等港 , 最后到達黑衣大食哈里發(Abbasid caliph)的首都巴格達和薩邁拉(Samarra)。‘勿里洞號’船艙中許多中國 陶瓷的款式 , 都與黑衣大食遺址所出器物相符。”

基本搞清了沉船的大致時間和所在地區以后,研究者對滿載唐朝貨物的“黑石號”的始發地更加關注了。因為這個問題涉及面甚廣,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文獻記載公元 9 世紀商舶有在東西大洋中遠航的能力,《皇華四達記》所載從廣州到“縛達”(今伊拉克巴格達)的航海路線,也反映了唐代遙遠的中西通航具有可行性和實質性內容,但長期以來還沒有航船的實證。因此,“它的存在說明了公元 9 世紀時從印度洋西側始發的貨船能在抵達中國后返航。這很重要 , 這與古國室利佛逝(Srivijaya 或 Shi-li-fo-chi, 晚期稱之為三佛齊,Sanfochi)的記載相關”。事實上,早在 10 世紀以前,“中國的船只就駛往阿曼、希拉夫、法爾斯和巴林海岸、烏布拉和巴士拉, 而這些地區的人也直接航行中國”。“黑石號”沉船的發現,提供了一個 9 世紀中國到中東地區之間海洋遠航的實證。

不過,“黑石號”返航路線的爭議還是存在,主要有三個:揚州(有的認為揚州或寧波)、 廣州、蘇門答臘。現在,已有很多中外專家學者對揚州說持贊同態度。

查看歷史,寶歷三年間不屬于唐代的一個重要時期,從前后連接的長慶、寶歷到大和三個階段看,此時已不是唐代的太平盛世,先前經過“安史之亂”和其間受到“河溯三鎮”之害的干擾,唐代的經濟逐漸衰退。而且,這三代帝王也沒有什么可以名垂青史的功績,年輕的長慶帝及其子寶歷帝都是比較平庸的君主。從經濟發展角度看,這是唐代海外貿易的一個重要時期,“絲綢之路”的持續開啟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中外貿易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此時,處于鼎盛發展的阿拉伯帝國阿巴斯王朝正大力推動海外貿易。而地處印尼群島的室利佛逝帝國也積極開展與中國和阿拉伯地區的海上貿易,是東西方商賈在東南亞輻湊的貿易重鎮。在阿拉伯、室利佛逝和唐王朝這三個當時世界上強大政權的保障和推動下,中國與東南亞及波斯灣之間的海上直航貿易迅速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穩定、路程最長的海上貿易航線。

在 9 世紀,中外經貿交流的情況更有發展,阿拉伯人蘇萊曼等在他們的游記和相關史料中敘述甚詳。唐代文獻中也有很多關于外蕃進貢物品的記載。如長慶四年(824年)“(九月) 丁未,波斯大商李蘇沙進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諫云:沉香為亭子,不異瑤臺、瓊室”。

同意接受李蘇沙進貢“沉香亭子材”的唐朝君主,就是剛剛即位的穆宗李恒之子—— 敬宗李湛,李恒死于長慶四年(824年)正月,16歲的李湛隨即登基,次年改元寶歷。整個寶歷時期實際存在了三年零一個月。寶歷二年(826 年)十二月,敬宗亡,其弟文宗即位。次年二月,文宗改寶歷三年為大和元年。

雖然李蘇沙其人其事難以與“黑石號”聯系 ,但時間節點距“黑石號”沉沒的時間很近,可能僅相隔一兩年或數年。而且這里記載的是寶歷帝執政初年之事,故推測“黑石號”主人的身份當與李蘇沙相仿,同為來自波斯或大食國的商賈,他們先后來到東方,都是同一目標, 為通商貿易而來。

“黑石號”出水陶瓷器的亮點

從“黑石號”打撈的物品情況看,除了金銀器、銅鏡等物品外,主體是中國陶瓷器,如僅從打撈情況看,此船就是一艘運輸中國陶瓷器的阿拉伯航船。出水瓷器中有長沙窯、浙江 越窯和廣東窯場的青瓷和陶器、還有北方鞏義窯和邢窯的白瓷及白釉綠彩器等。

3

鞏義窯青花花卉紋盤。“黑石號”沉船出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4

鞏義窯青花花卉紋盤。“黑石號”沉船出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黑石號”出水陶瓷器在學術研究方面的亮點,實際上學界早已有共識。第一在于打撈有三件唐青花瓷盤(圖 2),這三件瓷器的出現,使我們能明確無誤地看到完整的唐青花產品,而且可以認識到這種器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為迎合外銷而燒造。當 1975 年江蘇揚州出土的唐青花標本被發現時,人們根本想象不到這種瓷器的產地和燒造目的(圖 3)。經過一個時期的研究,人們才逐漸認識到了它的外銷用途及可能的產地。2002-2007 年間,河南鞏義黃冶窯、白河窯先后發現了唐青花瓷器標本(圖 4),出土了數量雖有限、但可以說明問題的瓷片標本,解決了產地問題。雖然從理論上說,唐代揚州是外銷港口,集中于此發現的唐青花, 應是外銷產品之一。但在很長時間里,我們無法從海外貿易這一角度深入理解唐青花。因為,以往通常都以阿拉伯地區燒造的藍彩陶器作為參考依據,從來沒有直接的海外出土唐青花資料可以證明,直到 1998 年“黑石號”沉船出水了這三件器物。這三件器物,從一個側面進一步見證了唐青花的用途,它可能因外銷而生產,雖然量很小,國內主要在當時的外貿港口揚州發現,海外只有“黑石號”沉船上出現。“黑石號”唐青花的發現,使我們對這種瓷器 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

5

唐青花標本。1975 年揚州唐城遺址出土。

6

鞏義窯青花瓷片。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

7

鞏義窯青花瓷片。河南鞏義白河窯采集,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不過,鞏義唐青花制品的發現,還可從以下這一角度來認識:唐代,三彩陶器大量生產,鞏義窯是最重要的燒造窯場,其中也有白地藍彩品種,與九世紀中東地區生產的白地藍彩陶器風格十分相似,國內也有出土。部分器物曾被認為是唐青花產品,傳世品中如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收藏的三足鍑、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三足爐等,都曾被這樣認識過,不過這些器物不是真正的唐青花瓷器。鞏義窯唐青花之所以名貴,是因為這種產品以白瓷制胎,以氧化鈷料繪彩,經高溫一次燒成,與陶胎白地藍彩器相比,質地、溫度都明顯不同。毫無疑問,鞏義窯白地藍彩陶器到青花瓷器的燒造,與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有密切聯系。

“黑石號”出水瓷器的第二個亮點是船上裝載了大量長沙窯瓷器,數量極為龐大。從該沉船打撈出水的情況看,六萬多件瓷器中,長沙窯產品就占了 55,000 件(一說 57,500 件),它構成了“黑石號”裝載物品的主體。不過,現在的這個數字并不是“黑石號”從中國裝載出海的長沙窯器物的全部數字。據海外考古學家估計,該沉船出水瓷器的破損率為百分之二十。所以,原來船上裝載有大約 70,000 余件瓷器。可以想見,破損的瓷器中,主要還是長沙窯產品。整體而言,長沙窯是純粹的唐代民窯,燒造產品大多不屬于名貴品種,主要是實用器,如果量少且色彩單調,是難以成為所謂亮點的。但大量出水瓷器,文化特征鮮明 , 色彩紋樣豐富,充分體現出了濃郁的唐代民俗風情和豐富的裝飾藝術特色。

第三個亮點是打撈出了 200 件左右唐代的白釉綠彩和綠釉器,這種器物有精粗兩種,粗者與一般唐三彩器基本相同,精細類型產品以前在北方地區墓葬、遺址有零星出土。主要產地有河南鞏義窯、河北邢窯和山西澤州窯等,除了鞏義窯以外,邢窯出土的標本很少,而對澤州地區窯場情況了解不多。但重要的是,在遙遠的中東伊斯蘭地區曾發現過這種白釉綠彩和綠釉器,如伊拉克的薩馬拉港口遺址,就出土了這樣的標本,這是一種主要用于外銷的或者說是阿拉伯人十分喜愛的中國物品。因此,“黑石號”發現諸多白釉綠彩器,是對過去研究中國陶瓷外銷線索的重要補充,更是明確的、完整的實物證據。尤其是在“黑石號”出水物中, 首次發現了綠釉“盈”字款碗與白釉綠彩“進奉”款盤,是我們深入研究唐代官用陶瓷器的重要資料。

“黑石號”沉船打撈的瓷器中,還有數百件浙江越窯青瓷和北方白瓷、廣東地區窯場的青瓷和陶器。這些器物的數量在沉船瓷器比例中相對較小,但如從單一發現角度看,每個不同瓷窯品種都達數百件就不是小數目了。越窯青瓷和北方白瓷都是唐代名品,“黑石號”出水器物中也有重要的精美器物,由于海水的腐蝕,不少器物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唐代瓷器燒造格局主要是“南青北白”,從國內到國外,不少地區的出土物能使我們看到南方以越窯為首的青瓷和北方以邢窯為代表的白瓷幾乎代表了整個唐代的燒造格局。不過, 由于唐代長沙窯的迅猛發展和大量燒造,留下了數量巨大的瓷器產品,其中不乏佳品,因此, 長沙窯瓷器越來越為世人所重視。前些年,湖南的研究者提出了一個“南青北白長沙彩”的論點,以此形容唐代瓷器的燒造格局。隨著這些年長沙窯瓷器精品不斷涌現的情況出現,對長沙窯的歷史地位、產品的工藝水平和藝術性,確實還是需要重新予以評估。

“黑石號”瓷器與長沙窯產品貿易

在“黑石號”打撈瓷器中,長沙窯瓷器占有很大比重,是此次行程中購買的主體商品。這里, 有必要對發現的長沙窯瓷器及其對內對外貿易蹤跡作一梳理。

(一)國內貿易蹤跡

與譽滿天下的唐代越窯秘色瓷和邢窯白瓷不同,前人沒有留下贊美長沙窯瓷器的絕世佳句,它不屬于“陽春白雪”的高檔品種,但這種瓷器在當時受到消費者很大的歡迎。所燒釉上、 釉下彩繪、高溫銅紅釉彩和堆塑等品種,都具有自身的個性和特點。從銷售角度看,長沙窯瓷器渠道通暢,依托湘江和長江乃至兩廣等地水系航運之利,往來南北,交通東西,很多地區都可看到長沙窯產品的蹤跡。

在國內,有長沙窯瓷器銷售印記的地方較多,除了沿海地區的一些港口城市外,內地不少地區也曾運銷過長沙窯瓷器,如隋唐大運河安徽段出土了很多唐代瓷器,也有長沙窯瓷器及碎片。此外,還有合肥、巢湖、滁州、宿州、蚌埠、銅陵、馬鞍山、安慶、蕪湖、池州、繁昌、當涂等地也都有出土。 長江沿安徽段向上,江西地區有部分長沙窯瓷器出土,如南昌丁公路及麻子山、老福山唐墓。 九江和贛南的安遠、信豐等地唐墓也有出土。江西往長江上游方向必經的湖北地區,長沙窯瓷器也有發現,如武漢、鄂州、棗陽等地均有少量出土。

從陜西地區看,大唐帝國首都長安城云集四方產品,但長沙窯瓷器僅見少量發現,所見有西安實際寺、東郊韓森寨唐墓等出土物,其他地區也僅見安康有出土。中原地區如洛陽北郊、三門峽、陜縣有發現。河南往北,長沙窯瓷器發現很少,河北石家莊振頭村唐元和七年(812年) 墓出土了一件確定為長沙窯燒造的執壺。 山東地區也有一些長沙窯瓷器出土,濟南、青島、 乳山和蓬萊水城及南岸的膠州地區都有發現。東北地區很少發現長沙窯瓷器,不過,吉林樺甸市蘇密城遺址發現有器物碎片。(圖5)此地是渤海國舊址,這可能是長沙窯到達東北最遠的地方了。

8

長沙窯瓷器標本。吉林樺甸蘇密城遺址出土。長沙窯瓷器的國內銷售主要是在湖南本土和沿長江中下游一線。從長沙窯窯址沿湘江入洞庭湖轉長江順流而下,江蘇的揚州是長沙窯瓷器最重要的國內貿易港口兼中轉站。幾十年來,揚州地區出土的長沙窯瓷器已不勝枚舉,其中有不少是精美的產品。事實證明,揚州不愧是唐代東方最發達的貿易港口之一 , 這里匯聚四方賓客、八方商賈,是當時經濟文化發達的一個重鎮。許多國內貨品經長江轉入大運河北上或南下,更重要的是從這里裝船啟運,遠涉重洋,前往遙遠的異邦。臨近揚州的鎮江也出土了不少長沙窯瓷器標本,而徐州、南京和連云港等地僅見少量發現。 鎮江沿江南下,發現長沙窯瓷器的地方較多,如無錫、蘇州等地都有出土。其中,吳縣的澄湖遺址就出土了數量較大的長沙窯瓷器,不少器物發現于水井之中。離此不遠的張家港黃泗浦和上海青浦的青龍鎮(今白鶴鎮)兩個地區發現長沙窯等瓷器的情況尤其值得關注,這是兩個交通內外的要地。青龍鎮是一個重要的港口城鎮,唐宋時期,這里曾向國內外輸送過很多不同產地的瓷器。上海博物館考古工作者在這里發掘出大量文物,其中有長沙窯及國內不少窯場燒造的唐代瓷器和標本,證明了這里也是一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貿易集散地和中轉站。(圖6)從揚州、黃泗浦和青龍鎮等地發現長沙窯等瓷器產品的情況看,在唐代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長沙窯通過長江航線,外貿和內銷均十分旺盛。

9

長沙窯青釉褐綠彩花卉紋碗。上海青龍鎮遺址出土,上海博物館藏。東南沿海一帶是長沙窯瓷器輸出的必經航路,如明州(今寧波)港,除了大量運銷越窯青瓷等產品外,長沙窯瓷器也有不少蹤跡可尋。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就有研究者認為,唐代長沙窯瓷器主要是通過明州港向外輸出的。 寧波的考古發現也有目共睹,“唐宋子城遺址長沙窯產品占同時期出土瓷器總量的 5%,和義路長沙窯產品更達到 20%。”綜合幾十年的出土情況看,唐代明州港確實輸出了很多長沙窯瓷器。但從考古發現的情況看,最豐富的還是揚州港,明州港應名列第二。福建地區在唐代也有不少青瓷產品燒造并外銷,長沙窯瓷器只是偶爾出土。 這一現象說明,泉州港不是唐代長沙窯瓷器外銷停留的熱門之地,很多器物可能只是被裝載于船上路過福建沿海海域。

兩廣地區有不少長沙窯瓷器貿易的蹤跡,尤其是廣東,相對江淮地區,這里到湖南的距離其實也并非很近,水運從廣西繞行方可到達。除了國內區域交易外,廣州港是主要的運銷點。 廣州南越國宮署、德政中路唐代碼頭遺址、文德北路、東風西路、解放中路等遺址,均出土有長沙窯瓷器。另外,廣東高州、揭西、增城等地也有出土。不過,廣州地區發現長沙窯瓷器的數量,似乎沒有想象中那么大,從廣東全省來看也是如此。

在廣西桂林地區,發現的長沙窯瓷器較多,城內城外至少發現有五十多處。 還有,廣西平樂、昭平、容州、象州、鹿寨等地也出土過長沙窯瓷器。 長沙窯瓷器在廣西的傳播,與間接連通當地到廣州的水路航運有很大關系,唐代長沙窯瓷器的運輸,可勾畫出從湘江南下轉廣西興安靈渠,經漓江過平樂、昭平、 梧州入珠江水系到達廣州的航運路線。

總體而言,長沙窯瓷器在國內出土量較大,多集中于水運航線周邊,除運河一線外, 主要是沿湘江進洞庭湖入長江至揚州港,出東海到浙江寧波一帶最有銷售活力。而湘江繞廣西靈渠至珠江口的航線也是重要的水運路線。 至于山東半島這一帶的發現,以蓬萊水城為主,這里是唐代登州港所在地,長沙窯瓷器到達山東半島,應是唐代登州港出黃海前往日本和朝鮮半島的海外貿易被推動的結果。可以認為,唐代長沙窯瓷器確實有不少內銷市場,主要集中于湖南本土和沿長江地帶,部分在兩廣地區。但最主要的還是面向海外,其中江淮以下地帶是長沙窯瓷器最主要的銷售中轉地帶。

(二)海外貿易蹤跡

過去,了解長沙窯瓷器的外銷情況,經常會提到輸入朝鮮半島和日本這兩個東亞國家的出土實物,還有東南亞和阿拉伯等地區外銷產品等。

目前,有記錄的國外發現有長沙窯瓷器的地方很多,如日本就有十幾個地區。 朝鮮半島的發現主要集中在韓國慶州地區 ,還有朝鮮至今無人居住的龍媒島。沿南海到東南亞西去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上,發現長沙窯瓷器的國家很多,如印度尼西亞(至少也有十幾個地區)、菲律賓、越南、泰國、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阿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 巴林、阿聯酋、約旦、埃及、肯尼亞、坦桑尼亞等都發現有長沙窯瓷器的蹤跡。

總之,從東海、南海航線到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非洲,發現長沙窯瓷器的國家很多,長沙窯產品可能是唐代西銷最多的中國瓷器之一。

長沙窯瓷器在國外尤其是西亞地區廣受歡迎,可能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 :

1. 題材新穎、色彩豐富、多樣化的紋飾尤其符合西亞等地區外國人的欣賞和使用口味。

2. 實用性強、價格低廉、當地眾多窯場大批量的生產,競爭激烈,市場產品十分豐富,可謂價廉而物美。

3. 交通運輸便利,依托湘江和長江等水系的優勢,南下廣東、東去東海,航運方面都有著自己的便利之處。

4. 唐代湖南地區茶業興盛,茶文化發達,茶葉配以茶器,無論是銷售還是使用都相得益彰。

過去,我們對唐代長沙窯瓷器的外銷能力及受歡迎程度的認識不足,相關資料也不夠充分。新的沉船資料使我們認識到,對唐代中國瓷器的外銷情況,可能要重新予以評估。

據國外研究者介紹,除“黑石號”外,越南廣義地區一艘沉船的器物也被發現,此船同樣裝載了唐代越窯、邢窯、廣東窯口的瓷器,其中更多的是長沙窯產品。按照《皇華四達記》 記載從廣州的西行路線,廣義沉船的航線與“黑石號”相同。另外,在泰國曼谷郊區也發現一艘與“黑石號”有許多相似之處的纜繩縫合沉船,裝載有中國“未上釉的炻器及廣東窯儲物大罐”和大多數中東陶器。

目前已有三艘裝載大量同樣或不同貨物的同時代沉船,可以想象當時船只沉沒的概率是不低的。當然,成功抵達目的地的絕對不僅僅是幾艘海船,在唐代一定歷史階段中可能較多。 從“黑石號”和廣義沉船瓷器的貨運情況推測,國外一些貿易商和運輸者是有備而來,他們沒有盲目購買,而是有計劃地對符合自己國家和地區民眾口味的商品進行采購。

從“黑石號”打撈的長沙窯瓷器看,基本可涵蓋整個唐代長沙窯的大多數品種,尤其是那些銅紅釉、銅紅彩等品種,這在國內考古發掘和保存物品中也十分少見。還有很多貼塑紋樣的執壺等器物,都是中規中矩的產品。當然,從沉船中大量長沙窯和北方青花及白釉綠彩器等彩繪和紋樣的陶瓷器情況看,阿拉伯人應是特別重視和喜愛這種有色調和彩繪的中國器物。

另外,沉船打撈的那件帶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記”款銘的長沙窯碗,是一個重要的收獲,“湖南道”出現較晚,(圖 7)推測此碗可能是最早出現有關“湖南”區劃名稱的存世器物之一。“草市”在唐代很多,有記載的主要是江淮地區。 “石渚”是明確的長沙窯燒瓷產地,唐代李群玉曾作《石渚》詩,此碗中也有“石渚”之名。千年石渚滄桑變遷,但古名依舊,今長沙市望城區還有銅官街道石渚湖村,“有明樊家記”明確此碗是燒造作坊的題記。

10

長沙窯“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題記碗。“黑石號”沉船出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11

長沙窯青釉褐綠彩“荼盞子”銘碗。“黑石號”沉船出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另一件寫有“荼盞子”文字的長沙窯瓷碗(圖 8),似乎為此次沉船打撈的數萬件瓷碗注明了用途。 至少,長沙窯的大量器物是作為“茶盞子”燒造的。當然,在古代中國,茶具和酒具在相當程度上是難以區分的。至于外國人購買以后的用途是酒器還是茶器,與生產地標明的用途已沒有太大關系。有研究者認為,從銷往西亞的情況看,可能以食器為主。


編輯: 唐曉星
凡注明 “卓克藝術網” 字樣的視頻、圖片或文字內容均屬于本網站專稿,如需轉載圖片請保留“卓克藝術網”水印,轉載文字內容請注明來源卓克藝術網,否則本網站將依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維護網絡知識產權。
掃描二維碼
手機瀏覽本頁
回到
頂部

客服電話:15055321958、18955186978

?2005-2020 zhuokearts.com ICP皖ICP備09018606號-1

老鸭窝视频在线观看_毛片av美国基地免费全_2019精品国产不卡_久久综合久久综合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