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在寫作中安放自己,探尋來路

日期:2021-05-31 19:47:47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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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長篇小說《民謠》問世不久,批評家、蘇州大學教授王堯又有一部重要新作《“新時期文學”口述史》即將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它努力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在我們的文學史里,那些足以留名的小說、轟動一時的刊物、影響深遠的會議、引發爭議的討論……它們都是怎么來的?

對王堯來說,之所以選擇以“新時期”作為文學口述史的范圍,是因為這個時期的文學具有“講述性”,多數的親歷者健在,而且仍然是當下文學的主體。整本書以講述和注釋為基本結構,主體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思潮 事件 論爭”,下編“創作 編輯 出版”。能感受到,它試圖容納作家講述之外的更多聲音,比如相關文學編輯、出版人、批評家、文學活動家的各種說法。這些聲音可能相互印證,也可能在有出入處引人聯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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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文學”口述史》即將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有心的讀者也可以將《“新時期文學”口述史》和《民謠》放在一起讀。它們一部“非虛構”,一部“虛構”,差不多是在一個時間段完成的,在某種意義上可謂“兄弟”。它們都希望呈現出一種“多聲部”,與《“新時期文學”口述史》的“眾聲喧嘩”相對,《民謠》也讓勇子、李先生、楊老師等更多渺小的民間個體發出聲音,是一種區別于“大記憶”的“小記憶”。

而在《“新時期文學”口述史》和《民謠》之后,王堯今年還將出版兩部非虛構作品《滄海文心:戰時重慶的文人》和《日常的弦歌:西南聯大的回響》,以及散文集《時代與肖像》、學術隨筆集《我夢想成為漢語之子》。我們會發現,無論是哪一種文體寫作,王堯都試圖通過它們重建“我”與“歷史”的聯系。王堯承認,這是他一以貫之的想法:“從歷史的進程看,渺小如我,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不計’不等于‘沒有’。當我重建這樣的關系時,可知我的來龍去脈。這是安放自己精神,也是探尋來路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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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謠》首發于2020年《收獲》雜志第六期

“我是一個寫作者,盡管涉及到不同的文體,但在‘文章’的傳統里,我不認為自己是‘跨文體’寫作,用不同的文體表達思想情感是漢語寫作的傳統。”近日,王堯以一位寫作者的身份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他不止一次說過,批評家、學者、散文家、小說家這些名號會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只把自己視為一位“寫作者”,只想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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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六十歲的王堯在《收獲》交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民謠》。

【對話】

做口述史的過程,本身就很有“故事性”

澎湃新聞:《“新時期文學”口述史》中的口述,一部分完成于2002至2008年,還有一部分完成于2013年前后。當年你做這些采訪時,就隱隱有了做一本口述史的沖動嗎?

王堯:做一本口述史的想法,始于2001年,當時我在臺灣東吳大學客座。一次淡江大學的朋友邀請我去給他們學生的田野調查報告會做評議人,我為此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接觸到口述史的學術文獻。在東吳大學客座期間,我還訪問了余光中、陳映真、黃春明等作家,在整理錄音的過程中,我體會到了將聲音轉成文字的微妙。當時,我只是給了自己一個問題:能不能做一本文學口述史。

從臺北回來后,正好是暑假,時任《當代作家評論》主編的林建法邀請莫言和我到大連相聚,大部分時間談創作和研究。我提出在蘇州大學設立一個“小說家講壇”,小說家到校演講,雜志刊發作家的演講錄和我與作家的訪談錄。這個講壇持續了好幾年,是當時很重要的一個文學事件。在做訪談錄的過程中,做一本口述史的想法清晰了。

于是,我在2002年,一方面策劃了“新人文”對話錄叢書,做了《莫言王堯對話錄》、《韓少功王堯對話錄》、《李銳王堯對話錄》,你現在讀到的口述史中的2002年的部分與這些對話錄相關。一方面做口述史的案頭準備。這個準備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口述史的理論研究,我盡可能搜集中外文獻,用了一段時間研究口述史,后來專門寫了一篇關于文學口述史的文章。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一般的口述史理論不完全適用于文學口述史,我需要解決這個問題;二是關注已經出版的口述史著作,包括海外的口述史網站。現有的口述史著作對我有啟示,但這些著作大多是單一的、專題性的,而我做的文學口述史是要“眾聲喧嘩”的,同一個事件、同一個文本,會有不同的口述,這些口述我以為不能單純實錄,需要加上必要注釋。就理論和模式而言,這兩個方面我是往前推進了;三是我要訪談哪些作家,提出什么問題。這里的難度是,我要理清什么人親歷了思潮、事件和論爭,除了作者外,還有什么人參與了文本的生產和傳播過程。這是需要不斷查閱資料和研究的,有些則是在訪談中不斷了解的。

在做了這些準備后,我就開始聯系口述者,背著一個包,帶了一只錄音機,全國到處跑。有些我想訪問的口述者不愿意口述,有些則在境外或海外,需要機緣。大部分口述是在2005年前后完成的,后來陸續補了一些。這個過程本身就很有“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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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與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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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與張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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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與李銳

澎湃新聞:可以分享幾個這里面的故事嗎?

王堯:采訪口述者,花絮很多,我現在遺憾的是當年沒有做采訪手記。我去北京的郊區訪問阿城,他的住所的氣息,和我在大半天感受到的他的日常生活的氣息,他講話的措辭和語速,都讓我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棋王》。在談到《遍地風流》這組筆記體小說時,我好奇為什么這組小說的篇幅大致相同。阿城告訴我,這組筆記小說是寫在香煙盒的紙上的,幾個香煙盒寫一篇。這就是文本背后的故事。

莫言還談到他九十年代初寫過武俠小說《沙家浜》,郭建光等都會武功,小說被退稿后,他在老家燒了手稿。我一直覺得這是很遺憾的事。我后來遇到曾在《花城》工作的文能,他想起來這篇稿子可能是他退稿的。

作家在講述文本創作時,就像講故事一樣,他們的音調和眼神,在我的文字中很難還原。這樣一個特點,讓你采訪時有在場的感覺。我記得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徐星的住所,他在地下室接待了我,他在那里寫了《無主題變奏》。在一個特點的環境中,你會獲得一種與文本相關的特殊氣息。還有采訪劉錫誠時,他還借給我一些重要的文獻,包括撥亂反正時期的一些會議記錄、車馬費和糧票的發放記錄等。這些都讓我有回到歷史現場的感覺,是做口述史的收獲之一。

澎湃新聞:前面你說到“訪談哪些作家,提出什么問題”,對于這些具體操作,你是否設置了某些準則?

王堯:我那些年做的文案,幾乎可以做成一本小冊子。我是在中文系讀書的,受到一些學術訓練,在很長時間又是新時期文學的目擊者。這些都為我做口述史創造了基本條件。為了做好訪談,我曾經用很長時間翻閱了八九十年代幾乎所有的文學期刊,做了大量的筆記,以篩選我要訪談的對象。因為做小說家講壇,我熟悉了很多作家,從他們那里又知道了別的文學線索,這樣基本理清了脈絡。

這是一個尋訪和研究的過程。難題很多,其中最困難的是——你如何讓別人接受你的訪問。這個溝通是復雜的。那時沒有微信,手機也不是很普遍,要找到講述者電話或電子郵箱都不容易。除了去上海、南京,其他地方都要坐飛機,我風塵仆仆地在自己的文學地圖中尋找方位。現在的條件好了,但許多當事人已經去世,如果放在現在做,就沒有今天這樣的面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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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與張充和

澎湃新聞:口述史的珍貴也在這里。在最終的文本呈現里,正文部分都是受訪者的講述,你的提問則全部隱匿。我們只能在受訪者的口頭講述中偶爾看到“王堯”。你怎么處理你與那些受訪者的關系?

王堯:問題當然是我發問的,這是我署名的原因之一。訪問時有提問,整理時隱去了。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口述者講述的框架,但不是內容。在場訪談和在書齋里研究不同,有些問題是在現場產生的,許多講述者的講述超出了我的問題,我會隨時調整自己的問題。我和受訪者的關系是隱性的對話關系,我可以發問,但我不能影響他們的講述。如果我對他們的講述有不同看法,我會在注釋中加以說明。

重視過程,呈現文學思潮和文本如何產生

澎湃新聞:在結構編排上,《“新時期文學”口述史》主體分為“上編 思潮 事件 論爭”(含十二章)和“下編 創作 編輯 出版”(含十一章),上下兩編章節皆不按時間順序而來。文末另附你的兩篇論文《“重返80年代”與當代文學史論述》與《關于“90年代文學”的再認識》。這樣的編排有何用意?

王堯:我們現在讀到的文學史,內在結構基本上是文學制度加作家作品。我這本口述史的用意之一,是呈現文學思潮和文本生產的過程,打破既往的只有結論沒有過程、只有原則沒有故事、只有單一論述沒有多元聲音的文學史模式,因此我重視“過程”。在結構上,簡而言之是“思潮”加“文本”,沒有思潮,就沒有文本的社會文化結構,因而,安排了“上篇”。關于文本的生產和傳播,我覺得編輯和出版也是重要的,其中包括批評家在文本初步經典化過程中的作用,所以在突出作者對文本的講述外,兼顧編輯和出版工作者的講述。附錄是為了讀者更好地理解這段時期的文學背景和我對八九十年代文學的理解。

澎湃新聞:對于這本《“新時期文學”口述史》,你是否還留有遺憾?

王堯:遺憾很多。口述史能夠完成,就是因為這段文學史的“當代性”和講述者的“親歷性”。其實我的設想遠比現在看到的要豐富,但一些作家、文學活動家或其他親歷者暫時不愿意口述,另外一些已經完成的部分,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最終出版時未能收錄。已經完成的部分,應當有更翔實的注釋,我覺得注釋很重要。在技術上,當時只有錄音機,后來整理時,要買這種用磁帶的錄音機都很困難。我一直后悔,當時的訪談沒有錄像。從大的方面說,我的文學口述史的理念還沒有完全落實到這本書中。這些只能留待以后補充、完善,我希望再版時能夠有些新的面貌。

澎湃新聞:你對文學口述史的理念,可否展開談談?

王堯:我是從文學史研究開始問學的。如果說,我曾經有學術抱負,那就是想做一個文學史家。但我后來很謹慎地使用“文學史家”這個概念,也放棄了做文學史家這樣的想法。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誤解,以為寫了一本文學史就是文學史家。我的大部分時間在做文學史研究,小部分時間在寫散文和小說。我的許多同行和前輩學者,在當代文學史研究和寫作方面很有成就,我也受教很多。但坦率說,我并不滿意現在通行的教科書式文學史。我想尋找、探索與當代文學史的“當代性”吻合的文學史寫作的新的可能性,它彰顯了我個人的理念和寫作方式。這些探索應當只是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過程中的環節。

我想完成當代文學史“三部曲”,除了現在出版的這本口述史外,還有敘事體文學史和論述體文學史,后兩種的部分章節不久將在雜志上連載。所謂敘事體的文學史,是想用敘述的方式寫中國當代文學史,試圖將場景、事件、思潮、人文、作家、文本及其他相關要素融合敘述。這種“敘事的歷史”并不排斥“分析的歷史”,敘述本身已經是分析之后的選擇,但包含了分析的“敘事的歷史”顯然會呈現出與“分析的歷史”并不完全相同的景觀與肌理。而論述體的文學史,類似于英國學者喬納森·貝特的《英格蘭文學》那種。這樣由口述體、敘事體、論述體構成我說的“三部曲”。與此相關的還有我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講義》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料讀本》。這幾本書,明年會和讀者陸續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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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做文學口述史的錄音帶和錄音機

“歷史”和“記憶”之中,人與事有各自的存在方式

澎湃新聞:在《“新時期文學”口述史》之外,今年你還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民謠》。它們一部“非虛構”,一部“虛構”,似乎也有著某種特別的呼應。兩部作品是否共同指向了你對歷史的某種理解?

王堯:我很贊成你說的這本口述史是一部“非虛構”之書。這兩部書差不多在一個時間段完成的,在某種意義上是兄弟姐妹。我曾經說,我是一個寫作者,盡管涉及到不同的文體,但在“文章”的傳統里,我不認為自己是“跨文體”寫作,用不同的文體表達思想情感是漢語寫作的傳統。就這樣兩本書而言,在方法上有相通之處。

談到《民謠》的寫作,我坦陳自己學術研究的思想、學養、觀點、方法影響到了小說。這當中自然包括了我作為寫作者的“三觀”,或許可以說,口述史與《民謠》有大致相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做口述史,提出文學史的“民主化”問題,想呈現多種聲音,特別是那些在文學史進程中多少起過作用但被某種觀念和寫作模式壓抑或屏蔽了的聲音。作為文學的歷史,需要留下鮮活的細節。至于《民謠》,有點像錢鍾書說《干校六記》,是“大背景”中的“小插曲”,或者是你說的“大記憶”中的“小記憶”。很多年前,我出版的長篇散文《一個人的八十年代》也是這樣的價值取向,試圖還原宏大敘事之外、在邊緣處的歷史細節。我的這些努力,不是解構“大歷史”和“大記憶”,而是覺得“歷史”和“記憶”之中,人與事有各自的存在方式,我們不能做格式化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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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謠》單行本由譯林出版社新近出版

澎湃新聞:《民謠》的“多聲部”也是由它的文體結構與語言實現的。這部小說借鑒《莊子》內篇、雜篇、外篇的篇目,分為主體四卷和雜篇、外篇。三個部分相互回應,碰撞,共同呈現出一曲特別的和聲。比如外篇部分——“楊老師”的小說稿《向著太陽》就與小說主體部分有所重合,而雜篇部分——容納了小說主體部分主人公王厚平寫于中學時期的作文與代寫稿在內容和風格上也能與小說其他部分產生微妙的化學反應。《民謠》寫了二十年,你在什么時候確定了小說的文體結構?這樣的文體結構隱藏著你的哪些想法?

王堯:《民謠》的結構,如你所說的那樣。在小說定稿時,前四卷曾冠以“內篇”,后來為了敞開,我刪除了“內篇”的命名。在最初寫作“內篇”時,我意識到了自己這樣一種敘事方式的局限,長篇小說應當純凈而駁雜。這樣就涉及到結構問題。當時,我初中的語文老師聯系我,希望我找出版社幫他出一本語文教育方面的小書。我突然想起,1975年讀高中時,這位語文老師曾經給我看過他的一篇小說,寫村莊階級斗爭歷史的。我想,現在寫到的這段歷史的一部分在自己老師筆下出現過,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語境中講述,差異是如此之大。于是,我用“楊老師”的名義寫了我們現在讀到的《向著太陽》。我曾經把《向著太陽》安置在“內篇”之中,但很快發現,這樣處理,其意義被遮蔽了。這樣就設計了“外篇”。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是做“文革”時期文學的,我熟悉這套語言,而且自己中學時也用這樣的語言寫作。進一步的問題是,這樣的寫作曾經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存在方式,我現在能不能還原并融合到小說中去。因此有了“雜篇”。從電腦的文檔看,外篇和雜篇的初稿是2003年完成的,并給幾位朋友看過。在完成前四卷的過程中,我不斷根據情節的需要,重寫雜篇的注釋。

澎湃新聞:我也注意到雜篇里的注釋部分,它們為讀者理解1970年代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比如有注釋說某則批孔的“故事新編”其實是根據公社給的材料拼湊起來的,“以我當時的閱讀和對歷史的了解,我是寫不出這樣的內容的。這種現象當時普遍存在。”

聯想到《“新時期文學”口述史》,是否可以把雜篇部分的文稿理解為相對于“口述”而言的“文獻”?《民謠》是小說,即便有真實文獻,也是為虛構服務的,《“新時期文學”口述史》則不同。兩部作品里都有大量注釋,它們承擔了哪些功能?是否因為文體不同具有不同的意義?

王堯:這是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你說雜篇部分的文稿可以理解為相對于“口述”而言的“文獻”,我沒有這樣比較過,但覺得你說得有道理。它是我們這一代分裂的語言生活的文獻記錄。《民謠》的“雜篇”,它是“非虛構”的“虛構”,我在中學時代曾經寫過類似的種種文章,這是“非虛構”,我在小說中重寫了,這些文稿盡管是“隨筆”的形式,但它成了小說的一部分,它就成了“虛構”。更重要的是,我在前四卷的內在邏輯中,對文稿加了敘事性的注釋,成為前四卷的補充,同時隱藏了“我”注釋時的價值判斷。這些文稿和注釋是非學術的。而口述史的注釋是學術性的,是非虛構,有些是補充說明口述者所述內容,有些是糾正口述者的口誤。簡而言之,小說的注釋是文學的,口述史的注釋是學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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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在大一新生時期的照片

澎湃新聞:語言也是《民謠》的一大特色。它呈現了四種語言:兩種小說語言、一種1970年代的文章語言,以及一種當下的注釋語言。你如何看待你這代人(“50后”“60后”)的語言資源與語言自覺?

王堯:就我個人的偏好而言,無論是寫評論、文學史,還是散文、小說,我都在意語言的表達。當你把自己視為一個寫作者時,離開語言就無從說起。我一直堅持寫作散文,就是為了培育“個人”的語言,或者說防止“個人”語言的死亡。我非常贊成汪曾祺說的,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回到語言本身,可能就是回到語言的文化屬性,回到語言與思想的合一狀態,回到語言與敘事的相融境界,這個過程是個人建構世界的過程。

我在《我夢想成為漢語之子》中曾經回顧我們這一代人語言的自覺的過程。我大致的認識是:我是在分裂的語言中長大的,可能不僅是我,是我們這一代人。一個人的成長特別是一個寫作者的成長,總是在清理自己語言生活中的一部分。風生水起的八十年代重塑了我們這一代,包括我們的語言。當我們嘗試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自己對世界的認識時,也不能完全告別那個“最初”。這是一個痛苦的至今尚未完成的過程。語言對應的是認知、思想、感情和思維,當我們換一種語言表達時,其實也是改變自己的思維、認知、思想和感情。語言和思想互相轉換。盡管那是青少年時期的生活,但它已經存在于自己的血脈之中,現實中的一些因素又不時復活我試圖抑制甚至清理的那一部分。夸張地說,換一種語言表達,就是換一次血。因為有了八十年代,我們才走近“五四”,走近“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才對現代漢語以及漢語的思想表達方式有了初步的認識。

突破界限,在歷史、回憶錄、散文和小說的邊緣寫作

澎湃新聞:在去年9月的“第六屆郁達夫小說獎審讀委會議”上,你直言當前小說在總體上并不讓人滿意,還提出小說界需要進行一場“革命”:當下的文學不再與思想文化互動,也不參與歷史的重建和現實的建構,小說家格局逼窄,直面現實的能力鈍化,文學喪失了“我與世界”連接的能力。“怎么寫”的追問也未能由形式變成內容,而形式從作家認識、反映世界的方法變為僅僅是一種手段,失去了再生、新變的可能,長篇小說也不再具有結構力。你也提到了語言,認為1980年代小說“革命”的一個重大的變化,是“語言不再被視為技術和工具,語言的文化屬性被強調”。

我記得《收獲》去年在蘇州舉辦“進校園”活動時,在場嘉賓就玩笑說《民謠》會讓大家非常好奇:一位大力提倡小說“革命”的批評家,他自己的小說是如何進行“革命”的?而前陣子在上海思南讀書會上,你強調《民謠》絕非“小說革命”的成果或證明。但無論如何,《民謠》也是你有關“小說革命”的一次實踐,你對自己的這次實踐還滿意嗎?

王堯:我在那次會議上提出“小說革命”時,《民謠》還沒有發表,我沒有把自己的文學批評活動與小說寫作聯系在一起。我鼓吹的“小說革命”很快成為一個話題,《民謠》出版后,有些批評家又把《民謠》和這個話題聯系在起。這讓我很緊張,我幾次解釋。可見,我以后講話得謹慎。

當然,《民謠》有某種意義上的“革命性”,比如,你前面說到的結構問題。一些讀者朋友不適應我這樣的敘事方式,覺得這部小說沒有故事性,也沒有既往小說清晰的情節鏈條。這是我根據我對故事的理解進行的嘗試,一部分讀者不習慣,好像說是寫給批評家而不是讀者的小說。前些日子,我看到今年國際布克文學獎短名單公布后,評委會主席露西·休斯·哈雷特說:在我們讀過的許多書中,有你可能稱之為好的、直截了當的、老實的小說,它們從頭到尾講故事,但總的說來,我們發現最令人興奮的是做了一些稍有不同的事情的小說。這位主席說的“不同”是指:小說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其中一些書接近于歷史寫作,有些是隨筆式的,有些似乎很私人,幾乎像是回憶錄。他得出的結論是:作家們在突破界限,有些小說正在歷史、回憶錄、散文和小說的邊緣寫作。

我當然不會用這段話來解釋自己的《民謠》,但我知道了,國外的一些同行也在做這樣的探索。我一直在大學里工作,我不太贊成用數字評價學術成果,特別時候文學作品。但我誠實地說,我對《民謠》的寫作基本上是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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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這條河向東,再拐到北面,就是東泊。《民謠》里寫:“大隊要在東泊圍湖造田了。”

澎湃新聞:在《“新時期文學”口述史》和《民謠》之后,今年你還將出版兩部非虛構作品《滄海文心:戰時重慶的文人》和《日常的弦歌:西南聯大的回響》,以及散文集《時代與肖像》、學術隨筆集《我夢想成為漢語之子》。似乎無論是哪一種文體寫作,你都想通過它們重建“我”與“歷史”的聯系。為什么你對“‘我’與‘歷史’的聯系”有著很深的執著?

王堯:這確實是我一以貫之的想法,特別是在1998年完成博士學位論文以后,我覺得在批判歷史時,應當同時完成自我批判。即使筆下的歷史不是我親歷的,我也有要設想如果我身處其中,會如何?

你提到的三本散文集,分別是這些年我在《收獲》、《鐘山》和《雨花》專欄文章的結集。另外還有一本學術隨筆集,也在今年出版。寫《滄海文心》和《日常的弦歌》,我不是設想自己生活在三四十年代的可能情景。郭沫若說,寫蔡文姬就是寫自己。模仿一下,寫這些知識分子就是寫我自己。我沒有他們偉大,因此,我體會到個人在特殊時期的艱辛,也體會到卑微的人生其實也需要理解式的同情。至于《時代與肖像》則是寫自己經歷的時代,我是那些肖像原型的同學、朋友、學生或者晚輩。我想在他們的肖像中看時代的光影。

這些寫作,幾乎都是在重建“我”與“歷史”的聯系。這與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經歷和我現在的思想方法有關。我們的少年是被強大的“歷史”塑造的,青年時代又被“歷史”重新塑造,并重新認識歷史,這是重建的開始。如果說之前我們只強調被塑造,那么現在要考慮我們是如何愿意被塑造和參與塑造的。從歷史的進程看,渺小如我,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不計”不等于“沒有”。當我重建這樣的關系時,可知我的來龍去脈。這是安放自己精神,也是探尋來路的一種方式。

澎湃新聞:盡管你在《民謠》后記里說“小說中的少年不是我,這部小說不是我的自敘傳”,但王厚平的身上有你的影子,尤其是童年的影子,《民謠》和你之前的散文如《先生和學生》《那是初戀嗎》也存在對應、互文。你認為童年對你的寫作與研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王堯:麥家說《民謠》是非虛構的虛構。在這個層面上,《民謠》里有我的身影,我看到年輕的我在字里行間奔跑,也看到中年的我在做沉思狀。《民謠》不是我的故事,但是我的精神自序傳或回憶錄。

你提到的那幾篇散文和《民謠》有部分互文。我在一個古老的鄉村長大,有一部分小鎮的經歷。從少年到青年,正好經歷了歷史的大轉折,是在兩個歷史階段中成長的。在我,那不是故事,是生活,生活在其中我就是那些在歷史中忽略不計的蕓蕓眾生的一份子。所以,我知道什么是卑微、同情、善良、正義、貧困和命運。鄉村滋長了我的悲憫情懷,養成了我的理解式的同情心,訓練了我在田野里發現風景的詩性,也讓知道即使在狹小的空間中不能放棄對外部世界的眺望和想象。這些,在后來,就成了文學的品質。但我從來不以懷舊的方式看待這些,因為剛剛說到的這些特點,接續了八十年代,它才由此成為我最寶貴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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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在莫莊小學的留影,“莫莊小學”四個字正由他題寫。小說《民謠》里也出現了“莫莊”。


編輯: 方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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